那天晚上下了暴雨。

我住在傅斯砚安排的安全公寓里，窗外雷声滚滚。

手机屏幕亮了又灭，全是裴景川打来的未接电话，我一个都没接。

凌晨两点，楼下的安保打来电话。

“许女士，有个人一直在您楼下，淋了一个多小时了，怎么劝都不走。”

我走到窗边，拉开窗帘一角。

雨幕中，裴景川站在楼下的台阶上，浑身湿透，西装贴在身上，头发黏在额前，像一条被抽去脊骨的丧家之犬。

他的手里攥着什么东西，紧紧贴在胸口。

我看了很久才辨认出来。

是我们结婚第一年，他送我的那条围巾。

灰蓝色，他亲手挑的，说配我那件白色大衣最好看。

那年冬天，他会在我出门前把围巾绕上我脖子，绕两圈，再把末端塞进大衣领口里，手指顺势在我下巴上轻轻一点。

“走吧，别冻着。”

他那时候笑起来，眼尾会弯出一道好看的弧度。

我穿上外套，撑着伞走下楼。

他看到我出来的那一刻，朝我挪了两步，声音嘶哑得几乎听不清：

“杳杳……我错了……你让我见你一面，就一面……”

我站在伞下，看着他狼狈到极点的模样。

然后，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。

那是我们的全家福，三年婚姻里唯一一张合照。

我当着他的面，慢慢地，一点一点地撕碎。

碎片落进雨水里，被冲进泥泞的排水沟。

“别脏了我的地盘。”

我转身上楼，身后传来他压抑到变形的哭声。

我没有回头。

第二天一早，傅斯砚来接我时，脸色格外凝重。

“林清媛在看守所里提出要见裴景川。”

他拉开车门，顿了一拍。

“她说手里有一张能拉你一起下水的底牌。”